时间：2017年4月18日，9:00-11:30
地点：兰州市安宁区
人物：姚培珍
访谈人：阎军
摄像：阎军
文字摘录整理：信息学院2016级研究生志愿者张苡宁
文字审定：段小平
母校教我做人、干事业
阎：姚书记好！今年是学校的师德师风建设年，兰州大学档案馆计划组织一个萃英记忆师德师风专题访谈。您和您的爱人高望平先生都是兰大1968届现物系毕业的学生，几十年来一直从事教学和学校管理工作，培养了不少高质量的学生。今天我来采访您，主要是请您谈谈在兰大学习五年，您对母校学术气氛和师德师恩的感想，以及您毕业后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体会。
姚：好的，谢谢阎军。我于1963年从兰大附中毕业，考入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学核物理专业。兰州大学是我的母校。在校学习五年，虽然期间受“文革”干扰，影响了两年的学业，但母校令人敬佩的领导作风，严谨治校、诲人不倦的师德、师风，刻苦认真的学风和浓郁的学术氛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潜移默化的教育使我终身受益。我用八个字对母校教育进行总结，那就是：“刻苦、认真、严谨、求实”。我参加工作近五十年，走了大大小小八个单位，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忘母校对我的培养教育。母校给我留下的这几个字，让我受用终身。
阎：您上面谈到走了大小八个单位，请您重点谈谈母校的培养教育对您在后来的不同岗位上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姚：受“文革”的影响，1968年，我们推迟到年底才毕业离校。先集体到银川解放军8039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多，后又集体分配到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被分配到泾川分队又劳动锻炼了一年多。接着正式分配工作。我和我爱人高望平，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在农宣队时结婚，当时被“就地消化”到泾川县任中学教师。十年后调回兰州，前后在甘肃广播电视大学、省教育厅、兰州医学院、甘肃政法学院等学校和机关教学或从事教育管理工作，2007年，被省政府聘为政府参事至今。其中在泾川一中、省教育厅和甘肃政法学院工作都在十年左右，时间最长，所以就重点谈谈作为兰大学子在不同岗位上工作的体会吧！
母校的师德师风教会我如何当老师
1971年7月，省农宣队工作结束后，我们终于面临正式分配工作了。农宣队泾川分队待分配的大学生有几十名，基本都被“就地消化”了。出路只有两个，或当中学老师，或当公社干部。当时我们两口子都被分配到泾川县教育局准备再分配到县上中学任教。那时我们很不理解，向负责分配工作的省农宣队队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汉鼎提意见说：“我们是学核物理的，不是学师范的，应该在军工厂或科研单位搞科研，当中学老师不对口！”刘汉鼎院长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的老革命，他回答让我记忆极其深刻。他说：“当老师有什么不对口？你们是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当老师就是对口！”带着这样的答复，我们只好报到当中学教师了。由于我们是兰大毕业的，又是学核物理的，县文教局对我们都高看一眼，分配学校时，我俩分得最好，我分到县一中，他分到县二中，两地相隔骑自行车约需40分钟的路程。到学校一看，条件与我所上的兰大附中自然没法比，但却是县上最好的一所中学，后来还被评为全省重点中学。但学生的生活条件就深深震撼了我。学生中很多是农村娃娃，大部分要住校，生活很困难。住校睡大通铺，木板床上铺厚厚一层麦草，上面再铺上一个破单子，被子多是疙里疙瘩的棉花，上面还有花花绿绿的补丁。冬天宿舍为了安全不能点火盆，宿舍窗户只糊一层报纸。吃饭大部分靠从家里背馍上学。一周中间和周末可各回家一趟，走十几里路回家背上一次馍。馍多是白面和杂粮混合面的，很容易发霉，天热时一两天就发霉了。吃饭时用开水一泡就是一顿饭。看到这些学生，心中油然生起一种责任感，觉得既然来这里当教师，就不能亏待这些孩子。校长对我很好，告诉我县上从来没有兰州大学的毕业生来教书，让我先带一个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并教两个班的数学。以后我主要代高中数学、物理，也代过化学，语文和体育老师请假时也临时顶过课。尽管刚分配到校时专业不对口不情愿，但一旦接受了任务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
由于我们学的不是师范类专业，没学过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开始真不知道怎么当好这教师。这时，刘汉鼎院长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你们是老师教出来的，当老师就对口！”对呀！在泾川当老师期间我就时常努力回想我在兰大包括在兰大附中读书时老师教我们的情景，不少老师的形象在我眼前晃动：如普通物理老师姜培孚、高等数学老师高冠群、俄语老师李绍熙（姚注：教务长崔乃夫夫人）、核电子学的老师易溥藤等任课老师教学都非常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语言简洁生动，方法灵活多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我初为人师效仿的榜样。我高考总分比较高，但俄语成绩比较差。那时，俄语是按入学成绩分小班上课的，我被分到俄语丁班，上课就怕被老师提问。但李老师对学生非常负责，她的法宝之一是上课一开始或临结束时常会临时抽考，再就是随时提问，“逼”得学生必须认真听课，一点不能抛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一点不能马虎。硬是“逼”得我们这些俄语丁班的同学大部分在规定的时间都过了关。跟李老师学俄语上课很紧张，但过关后心里真是很感激老师用心良苦，日后我教学中用了李老师不少招数。我们学理科的实验很多，大一、大二基础课都是和物理系合班上大课。那时现物系住在现在兰大二分部所在地，离校本部有较长一段距离，每天上课就来回跑。而实验课往往安排在晚上七点到九点，每周得晚上跑一、两次去校本部做实验。实验课老师大多是年轻人，但教学都很认真。实验教材多是教师的自编讲义，每个实验都写明实验目的、所用仪器、实验原理、内容、数据分析、实验报告的格式等，实验老师课前准备充分，讲课简洁明了，课后批改实验报告认真。其中最强调的就是“求实”二字，坚决反对数据造假。实验中如果发现数据有问题，老师宁可陪着学生延时重做一遍，也不准涂改原始数据，这为我们日后工作养成了凡事要实事求是、绝不弄虚作假的良好习惯。高等数学有一位年轻助教，潘老师，每天跟学生一块听主讲老师的课，课后到现物系我们的自习室来批改作业、辅导答疑。她常采用面批作业，发现学生的问题及时解决，也是我当老师后重点学习的对象。还有很多事例都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各位老师给我们代课时展现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师德和老师诲人不倦、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优良教风，在学校时就无形地教育着我、感染着我，等自己也为人师时，这些精神力量就不由自主地迸发了出来。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去教育我的学生成了我当时最大的愿望。
阎：您当中学教师时正赶上“读书无用论”盛行，您是怎么对待的？
姚：是啊！上世纪七十年代社会上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之时，学校安排的劳动时间很多，每个班级和每位老师都分配有责任田，每块责任田都由该班或教师包耕、包种、包收，只是不包吃，还要参加修县上的马路、修学校的操场、挖鱼池等等，每周平均劳动两天。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挺好，除了抓劳动成果外，各班怎样教学也不多过问，只是强调班级纪律，不能出什么意外。尽管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始终认为，作为教师，其责任就是教育学生，劳动锻炼也不错，但学习书本知识更是必要的。我自己当时是卷起裤腿就带学生劳动，放下裤腿就给学生上课。好在有在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时什么苦都吃过的底子，劳动时很卖力，给学生上课也绝不马虎。劳动不管多累，坚持认真备课、认真讲课，每堂课必给学生留作业，一个班五十多名学生，一天要改一百多份作业，从不间断。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逐步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学生劳动时间明显减少，学校也重视抓教学质量了。县上指定县一中组建重点高中班，首先派我担任一个重点班班主任，并带两个班的数学课。学生是全县考来的尖子生，所以学习风气明显好转。我除了坚持认真备课、讲课外，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刻苦认真学习，我把在兰大当学生时老师好的教学方法全用上了，且有所发挥。如上课坚持经常提问；课堂前五分钟或课程结束前五分钟随机抽考，以督促学生认真听课，并了解他们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坚持让学生上晚自习。前几年学校还没通上电，学生要点煤油灯，我自己也坚持和学生一起上晚自习，也端上煤油灯，抱上学生的作业本到教室面批学生的作业，对正确且整洁的作业加上批语交学生“传阅”，对错误较多或作业不认真不整洁的当面指正并要求重做。这种做法全校只有我一个，学生开始不理解，不习惯，也有不满意的，但我觉得老师就该这样认真教，学生就该这样刻苦学。时间长了，学生慢慢养成了踏实认真的学习习惯。他们后来暗中较劲比着谁的作业被传阅的次数多，字也写得工整了，学习风气越来越浓。天热时学生上课容易打瞌睡，我或者加强提问，或者鼓励学生瞌睡了就主动站起来，睏劲过去再坐下，甚至有时我会让全班起立，合唱一首歌来驱赶沉闷的空气。上大学时老师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践也证明凡动手验证过的知识，记忆特别深刻。我教数学时，教学生利用所学几何、三角知识，自制测量仪器，用脸盆盛水，钉几片木片和马尾制成水平仪，用竹竿做标杆，外出测水坝和水塔的高度，到平田整地现场通过测量计算确定梯田基准高度以确定哪里下挖多少，哪里填土多深，大大提高了平田整地的效率。我自己仿照实验报告格式设计测量报告格式，教学生如何完成测量报告。学工学农时，数学要讲简单三视图，我就带学生去工厂参观、看机械零件实物，回来根据简单零件画三视图，反过来根据三视图让学生手工制作木质或胶泥的规定尺寸的机械零件。还利用学生学平面几何光滑连接的知识，带学生到操场通过计算画跑道、画篮球场等。通过这些现场的实际操作，既提高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又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他们觉得学习书本知识在生产生活中还是大有用处的。学生参加这些实践活动积极性特别高，做的胶泥或木质机械零件十分精致，写的测量报告、平时的作业都很漂亮。学校专门组织了我所带班的作业展览，包括手工机械零件模型和自制教具等。
我所带的班几乎每年都获得“先进班集体”荣誉。我历年均获“先进工作者”或“模范教师”称号。我爱人后来也调到县一中，全国恢复高考后他负责带毕业班，几年来高考数、理、化毕业辅导班全是他一人承担。那几年泾川一中高考入学率在全平凉地区名列前茅。学生和家长对我们感情特别深。直到现在，逢年过节都会有我们三、四十年前教过的学生来看望我们。去年学生们还专程赶来，为我们筹办70岁生日，使我们非常感动。同时我们也深切怀念我们的老师和母校，是母校的优良师德、师风教会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母校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激励我不断进取
阎：您什么时候离开泾川一中的？回兰州以后都在哪里工作？来兰后和母校有无联系？
姚：1980年由于家父去世，家母有病在兰无人照料，经多次申请平凉教育局终于批准放我回兰州工作。返兰后第一个单位就是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当时电大才开办不久，我是电大职工中的元老之一。开办初期，电大教学力量十分薄弱，学校规模也小，学生人数较少，大多集中在兰州。教学方式以学生听、看由中央电大统一录制的录音带、录像带为主，以集体大课辅导为辅。我负责普通物理课辅导和普通物理实验教学。普通物理辅导基本是请普通高校名师承担。这可充分发挥了我这个兰大毕业生的优势。当时电大其他工作人员对去高校聘请老师都发怵，因不认识人，请不到好老师，而我就几乎天天骑车跑母校请我的老师：如物理系姜培孚、蔡汉森老师，现物系陈星渠老师等都较长时间担任了电大的辅导教师。他们不计报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深刻影响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大批学生。电大和兰大的普通物理虽是同一门课，但内容体系上有较大区别，接受教学任务的老师得根据电大教材另外备课。但这些老师都认真备课，还写了整洁的教案。那是不像现在上课有车接，老师们都是从学校骑车到电大租用的教室或礼堂给一二百学生上大课。其中蔡汉森老师给学生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上课时间掌握得特准确，每次上课准八点钟一分钟都不差，自行车就停在教室门口，下课时最后一句话一讲完，粉笔一丢到粉笔盒中下课铃就响了，同学们都连连称绝。我那时为学生代普通物理实验课。当时中央电大只下发实验课教学大纲并无教材可用，我代实验课全是自编讲义。多亏上大学时的课本和讲义都没舍得扔，现在全派上了用场。我根据电大实验大纲，并以我的大学老师编的讲义为重要参考，编写了甘肃省广播电视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讲义。是母校老师带我渡过了教学难关。当时全兰州市电大学理科学生的普通物理实验几乎全由我承担，每天要代八个小时实验课，连轴转，都是白天上课，晚上和休息日准备实验。当然电大的实验比兰大少很多，主要做些力学和电学实验。这都是母校老师把我训练出来的。
1982年我被电大任命为教务处副处长。1984年被省教育厅借调到招生办公室。负责全省成人高校的招生工作。1986年底正式调入省教育厅任高教一处负责人、高教一处处长。高教一处按职能分工是负责全省高校教学、科研，很快把科研也单独分出去了，于是高教一处实际就相当于高教教学处。但分工时，学科建设和师资建设又分给了别的处。我是个新调入的新建处负责人，接管时只有一张空办公桌和一个无一份文件的文件柜。当时连我在内全处只有四个人。看到这个分工和局面我真有一种老虎吃天无处下爪的感觉，压力非常大。怎么干？干什么？都让我迷茫。正在这时，教育部下发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教书育人”活动的通知，我好像一下子被敲醒了。对！全省高校从“教书育人”入手，就重点抓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首先，我们及时印发了在我省高校开展“教书育人”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省上要重奖一批“教书育人”的先进个人。这是我处成立后组织的第一项大型活动。我们认识到这是推动各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大好时机。于是从文件下发、了解各校工作开展情况、审查各校上报的“教书育人”先进个人材料并确定典型代表到争取奖励经费、表彰大会的筹备等，各个环节都做了精心安排。最后选择租用省政府礼堂开表彰大会，并请了当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屺阳讲话，教育厅长、副厅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各高校校长参加，并为获奖个人颁发奖状、奖品，还组织学生为获奖者佩戴大红花、上甘肃电视台晚间新闻等，开了一个改革开放以来表彰高校先进个人最高规格的大会，较好地推动了各校持续开展教师“教书育人”活动并促进了各校师德师风的建设。以此为契机，以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为主线，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断探索我省高校教学管理新途径。我们先后抓了新建院校第一届毕业生质量的评估、师范院校学生教师职业技能评估；建立了教师自编教材的补助规定；制定了奖励自编优秀教材的办法；支持并鼓励校际之间加强合作；成立了英语、计算机、马列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教育课等各种教学研究会；开展各校之间的英语、计算机竞赛活动；组织编写全省通用的马列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教育课成套教材等等。其中重点抓了由国家教委统一组织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和“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工作。为解决高校相当一部分管理干部职务职称晋升困难的实际，经请示省政府，我们与省人事厅联合，在全国率先制定了高校管理系列职称的评定办法，从此解决了相当一批在高校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各级干部缺少晋职通道的问题，有效调动了他们积极从事并深入研究教育管理规律的积极性。我们还先后组织高校教务处长、学生处长联席会，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各校教务处和学生处校际之间的联系。定期交流各校在教务工作和学生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每次开会都确定一个主题，确定一个主攻方向，由一个学校主讲经验，经与会处长讨论，好的就积极推广。为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大力推广由一些院校率先开展的教学督导活动，建立教学督导制度和青年教师的导师制度。这些制度都在我省高校中一直坚持着。
1979年后，各校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求，陆续成立了学生工作处。这是新的专职教育管理学生的机构，很多工作完全是在摸索中逐步完善的。我处也从原先只有教学管理职能扩大到学生教育管理的职能，于是加强校际之间学生工作处的联席活动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学生工作中，我们通过学生处长联席会大力推广当时只在部分院校中建立的学生辅导员制度，交流各校制定的各种学生管理办法，及时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共同探讨应对办法等。如何将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有效结合是我们当时的重要研讨内容。于是试行由学生辅导员兼任学生“思想教育课”教师、大学留校教师先担任学生辅导员讲授思想教育课的制度，把高校“教书育人”活动深入开展下去并形成制度。为了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我处在厅机关率先购置了计算机，开展了计算机管理，并请兰大的计算机专家现场指导我们的工作。以上各项工作大多向从各校聘请的教育专家咨询论证过。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各校教育教学专家的指点和帮助，其中我的母校老师更是我的重点请教对象。在我处组织的各项重点工作中经常会组织聘请不同的专家组，其中母校的段一士、钱伯初、陈文塬、郑国錩、胡之德、吴小美、林家英、水天明、杨峻、刘家声等老教授，他们都是我们的座上宾。多年来这些老师给我们无私的业务指导和工作帮助，我永远铭记在心。专家在参与各项检查、评审、评估过程中，始终兢兢业业，不计报酬，不辞辛苦。老师们经常主动加班，把评审资料带回寝室利用午休、饭后审查，一丝不苟。一次评选优秀教材时，钱伯初老师发现一本教材有抄袭嫌疑，便利用中午休息时，自己跑到西北师大一位老师家借了一本书来查对，果然属抄袭，于是坚决取缔了其评奖资格。母校这些老前辈们多年形成的优良师德师风不仅在本校发扬光大，还在向校外扩散。脚踏实地、刻苦、认真、严谨、求实的“兰大精神”激励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不断努力进取。
通过高教一处全处同志的共同努力，处里的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得到了各高校的普遍认同。我处工作之所以能得到有效开展，要感谢我们当时的厅领导陶君廉、王松山、闫思圣厅长的指导和让我们放手开展工作；由衷感谢各高校我们聘请的各位教育专家，特别是母校老师们的热情关心和精心指导；还要感谢各校的教务处长、学生处长和各学科教学研究会对我处工作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在以上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使我省教育教学工作顺利进行，教学质量能得到稳步提高。
老校长江隆基、林迪生是我永远的人生楷模
阎：姚书记听了您的讲述我很激动，这一切我都亲身体验过。那时我在兰大教务处工作，经常参加您组织的会议，聆听您的指示。由于您的工作业绩突出，您被提升到兰州医学院任副院长，后又提升到甘肃政法学院任党委书记，请您谈谈您的工作体会吧！
姚：1995年省教育厅调我到兰州医学院任党委委员、副院长，主管后勤工作。四年后调至甘肃政法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八年。
连续的工作调动和岗位调整，要求自己必须不断学习以适应新的角色。到甘肃政法学院以后，作为一所高校的一把手，首要的是掌握学校的办学方向和指导思想，明确学校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我是教师出身又干了十年高教管理，对这些工作并不陌生，但要干好却真是不容易。我接手的这个学校真正成为普通高校的时间并不长，特别是培养本科学生也才是几年的事，学校办本科教育的经验不丰富，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硬件条件也亟待改善。1999年正是高校扩招的第一年，各高校扩招、扩建、合并、搬迁此起彼伏。在这个大环境下，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我理解发展绝不只是把学校做大、做高，最重要的是做强。所以除抓好党的建设外，我把很大的一部分精力花在抓学校的校风建设上，确保学校能培养出德才兼备合格的专业人才。工作期间，我始终把母校的老校长江隆基、林迪生作为我学习工作、生活的榜样，把母校六十年代的优良学风、校风作为甘肃政法学院努力的目标。老校长江隆基、林迪生虽没有直接给我们上过课，但通过听他们作报告、讲话，他们朴素的装束、路上遇到后和蔼的点头微笑，都给我树立了一个学识渊博、作风平等、深入实际、可亲可敬的领导形象，他们就是我人生的楷模。
我在兰大学习期间，生活困难时期还未完全过去，不少同学来自农村，生活还相当贫困，但这更促使他们刻苦学习、勤奋努力。每早起床铃声响时，已有不少同学在操场上大声朗读外语；上大课时，尽量早到教室，争取坐到离老师近的位置；晚上熄灯后还会看到一些同学在路灯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晚自习同学们都会自觉地背着书包、提一暖瓶开水、拿一个口杯到教室去学习。那种学习氛围和自觉精神让我至今难忘。我自知自己当年学习远没有那些同学那样刻苦，但我喜欢那种氛围。那种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一直在激励着我。学校发展必须以内涵发展即质量保证为前提，学校建设要以校风建设为基础。学生学风要靠教师优良的师德师风来言传身教，而教师的师德师风又要靠学校领导班子自身形象和领导作风的影响和制定相关政策来引导。于是从领导班子建设入手，狠抓教师教风和学生学风的转变成了我的重点工作之一。学校的领导一身正气对整个学校的校风是一种无声的感染。江隆基、林迪生就是用他们的一身正气无声地感染着兰大的一代学子。我从自己做起，也要求领导班子要用自己的行为给全校师生以示范。
我在就职演说中，对全校教职工保证绝不做“五子登科”的领导，即在“位子、房子、票子、孩子、车子”上伸手，请全校教职员工监督。八年来我做到了。在学校基建、采购等涉及经济利益上的业务，自己绝不插手；干部提拔任免绝不个人说了算，而是必须经评议组评议后，党委集体讨论确定；我在任时也未给自己添置过一辆新轿车并未设个人专车；唯一的孩子也让她自谋生路；学校内已盖好的新楼，在我只有一套爱人单位分的104平方米住房的条件下，我谢绝了学校同志的好意等等。在这些修养方面，我力争向母校老领导看齐。我始终相信在教育问题上身教胜于言教。良好的领导作风必会影响和带动学校教师和学生。在教风上，学校制定相关制度大力推广“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后面又推广到“环境育人”，重奖其先进集体和个人；加强教学督导，建立教学督导制度，除组织由老教授等专家组成的督导组外，我自己每学期都必到教学一线随机听十几位教师的课。一方面我是学理科出身未学过法学，听课本身就是向教师学习的过程，特别是学法学知识；另一方面也可及时发现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课后与授课教师及时交流。晚上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系组织的教师讲座、学生演讲等学术活动。在我值周时，会带领值周干部去教室和图书馆检查学生晚自习情况并予以通报。当然，一些同志对我的做法也提出过质疑：“党委书记在学校应抓大事，这些不是书记该去做的。”但我至今也认为一所高等学校最根本的大事应该是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专门人才，就是要在“合格”二字上下功夫。经过我和班子全体同志分工协作并带领全校干部教师共同努力，几年后，学校不仅做大做高了，教风、学风也都有了显著变化。在2005年由省教育厅高校工委组织的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估中，我校被评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我本人于2007年6月被中共甘肃省委评为“甘肃省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在2016年10月由教育部组织的本科高校教学水平评估中，我校获得了“优良”的好成绩。评估专家给学校反馈意见时中肯地说：“甘肃政法学院在校园面积、教学设施等硬件建设上确实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学校师生的那种刻苦、认真、奋发向上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无论走到哪里，兰大学子都会或多或少带着一种“兰大精神”在做人、干事业，这种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离开兰大已经五十年了，今天我仍要大声地说：我爱我的母校，我爱兰州大学！愿由江隆基校长缔结的“兰大精神”随着她的学子们代代相传！
阎：谢谢姚书记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教育课，您对母校的情和爱贯穿了您的一生，体现在忘我的工作中。您站在了一个高起点的位置上，把甘肃的高等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兰大精神在您身上的体现，您是当之无愧的兰大人。
【人物简介】
姚培珍，女，满族，1946年11月生，中共党员，研究员。
1968年毕业于兰大现代物理系核物理专业，毕业后先后在解放军农场和农宣队锻炼，在泾川县一中任教十年，后调入甘肃广播电视大学任教务副处长，1984借调到省教育厅负责成人高校招生工作，1986年起，先后任省教育厅高教一处副处长、处长，兰州医学院副院长，1999年任甘肃政法学院党委书记，中共甘肃省委政法委委员、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第九届委员。2007年被聘为省政府参事至今。曾先后在《中国高等教育》《甘肃日报》《高等教育教材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